三、关于普罗普的“功能”及其序列

      这就涉及到了普罗普（Vladímir Jákovlevi? Propp，1895—1970）的俄罗斯神奇故事功能研究。普罗普在回答列维—斯特劳斯的批评 时，写了《神奇故事的结构研究与历史研究》一文 ，对自己的方法和理论作了集中的阐述。说起普罗普，在有些方面，他和汤普森有惊人的相似。比如，他们似乎都以林奈的生物学分类为榜样来研究民间文学，他们都声称自己从事的是经验研究，都是从材料里得出的结论。但是，和汤普森相比，普罗普作为一个出生在有德国血统的家庭、后来在彼得堡大学主攻俄语和德语语文学乃至于再后来也教授德语的学者，他是受过德国哲学精神以及欧洲时代精神的熏染并且又得其精髓的。尽管普罗普本人在回答列维—斯特劳斯的责难时说，“列维—斯特劳斯教授同我相比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优势：他是位哲学家，而我是个经验论者，并且是个坚定不移的、首先注重仔细观察事实并精细入微和有条不紊地对其进行研究的经验论者，会检验自己的前提和环顾每一步推论。” （结合他下文对列维—斯特劳斯抽象逻辑的反驳，这话也许不无讽刺意味。）但是，普罗普在《神奇故事形态学》 一书中所做的功能研究似乎并不能让读者从纯粹的经验论角度就可以得到一目了然的理解。
      普罗普在同一篇文章中抱怨《神奇故事形态学》的英译者“全然不懂”他在原书中引用歌德的题词有什么用，并且说改译者“将它们当作多余的点缀而野蛮地删去了，然而所有这些话都取自歌德以《形态学》 统而称之的一系列著作以及他的日记。这些题词应该能表达出该书本身未能说出的东西。任何科学的最高成就都是对规律性的揭示。在纯粹的经验论者看到零散的事实的地方，作为哲学家的经验论者能发现规律的反映。不过那时我已经觉得这一规律的揭示可能会有更广泛的意义。‘形态学’这个术语不是借自基本目的在于分类的植物学教程，也非借自语法学著作，它借自歌德，歌德在这个题目下将植物学和骨学结合了起来。在歌德的这一术语背后，在对贯穿整个自然的规律性的判定中揭示出了前景。歌德在植物学之后转向比较骨学并非偶然。这些著述可以向结构主义者们大力推荐。如果说年轻的歌德在那位坐在自己尘封的实验室中、被一架架骨骼、一块块骨头和植物标本所包围的浮士德身上除了尘埃什么也看不到的话，那么步入老年的歌德，为自然科学领域精确的比较方法所武装的他，透过贯穿整个大自然的个别现象见到的是一个伟大的统一的整体。但并不存在两个歌德——诗人歌德和学者歌德；渴望求知的《浮士德》中的歌德与已经完成求知的自然科学家歌德是同一个人。我在某些章节前引用的题词——标志着对他的崇拜。不过这些题词还应该表达出了另一重意思：自然领域与人类创造领域是分不开的。有某些东西将它们联结起来，它们有某些共同的规律，可以用相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我引这一段长文，因为它意味深长，对我们理解普罗普的思想很重要。我们从中至少可以看出几个意思：一、普罗普虽然强调自己是经验论者，但他并非一般的经验论者或者纯粹的经验论者，而是一个“作为哲学家的经验论者”，因为他在《神奇故事形态学》中所做的研究，显然并非仅仅“看到零散的事实”，而是要发现规律，从变化中找出不变的东西。二、普罗普的“形态学”概念并非我们一般容易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直接效法于自然科学，而是来自歌德。当然，欧洲自然科学中的“形态学”观念与歌德以及当时的哲学思想也并非没有关系，但这不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问题。我之所以判断年轻的普罗普的思想与当时以及他之前的德国哲学思想有关系，不仅是因为他的出身、教育背景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影响，而且也因为他自己的这段“夫子自道”。而这一点，决非不重要。相反，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普罗普对俄罗斯神奇故事的研究尽管如他本人说的那样是“十分经验化、具体化、细致化的研究”，但它不仅仅是纯粹的经验研究。他的研究目的也不仅仅是植物学意义上的分类；事实上，如丹?本—阿莫斯已经指出的那样，歌德当年在与席勒的通信中也使用和讨论了“母题”这个概念，这至少说明民俗学的“母题”概念有多种（文学的甚至哲学的）来源，该问题，此处不讨论；三、普罗普对 “除了尘埃什么也看不到”的年轻歌德与“透过贯穿整个大自然的个别现象见到的是一个伟大的统一的整体”的老年歌德（但二者实际上是一个人！）的描述尤其值得我们回味：为什么在同一个人身上会出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呢？普罗普认为，老年歌德之所以能够见年轻歌德所未见，恰恰因为前者“为自然科学领域精确的比较方法所武装”，这自然让我想到了吕微之所以在汤普森和普罗普那里看见了我当初没有“看到”的东西，也正因为他有预先在脑海里准备好了的“武器”。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直接和我们每个读者能够从普罗普以及任何人的著作中“看出”什么有关。但我们发现，普罗普的这一说法与他在下文中的自述是矛盾的：他认为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好像学者是先有了方法，再考虑把这个方法用在什么对象上，“但在科学中从来不是如此，在我身上也从来不是如此。事情全然是另外的样子。”普罗普说，他的方法“缘于一个观察结果” ：他在阿法纳西耶夫编选的故事集里读到了一系列被逐的继女的故事。在这些不同的故事里，继女被后母派到树林里去时分别落到了严寒老人、林妖、熊等等的手里，阿法纳西耶夫根据出场人物的不同而认为它们是不同的故事，但普罗普却发现，这些人物考验和奖赏继女的方式虽然不同，但行为却是一样的，因而这些故事应该算同一个故事。他说：“这激发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开始从人物在故事中总是做什么的角度来研究其它的故事。这样，根据与外貌无关的角色行为来研究故事这样一种极为简单的方法就通过深入材料的方式，而非抽象的方式产生了。我将角色的行为，他们的行动称为功能。”（重点为引者所加，以下不另注出）在《神奇故事形态学》中，普罗普是这样来具体描述他的“发现程序”的：

      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做到对民间故事的准备描述呢？让我们比较一下以下四个事件：

      甲、        国王给了英雄一只鹰，这只鹰把英雄带到了另外一个国度。
      乙、        老人给了舒申科一匹马，这匹马把舒申科带到了另一个国家。
      丙、        巫师给了伊凡一只船，小船载着伊凡到了另外一个国度。
      丁、        公主给了伊凡一个指环，从指环中出现的青年把伊凡带到了另一个国家，等等。

      在以上例子中，不变的成分和可变的成分都已显现出来。变化的是登场人物的名字（以及每个人的特征），但行动和功能却都没有变。由此可以得出如下推论：一个民间故事常常把同样的行动分派给不同的人物。这样，按照故事中的人物的功能来研究民间故事就是可行的了。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普罗普研究俄罗斯神奇故事的功能所使用的正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首先，他不从任何理论出发，而是“回到实事本身”（Zur Sache selbst），即回到在我们的直观和意识中呈现的神奇故事的叙事本身。普罗普说的这种“通过深入材料的方式，而非抽象的方式”即“这样一种极为简单的方法”，实际上就是现象学的那种“无前提的看”的方式。在此，普罗普比汤普森更加强调重复的问题——他说：“对被逐的继女故事的观察是一根线头，顺着它能扯出一条线来并解开整个线团，揭示出来的，是其它一些情节建立在功能的重复性上，和最终神奇故事的所有情节地建立在相同的功能上，以及所有的神奇故事按其结构都是同一类型。”普罗普一再强调，他的功能概念不是列维—斯特劳斯说的那样主观地确定的，“功能的确定是从对材料做详细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它们的确定不是随意的，而是通过对成百上千个例子做对照、比较、逻辑定义的途径得出的。”这个过程大概相当于胡塞尔“本质直观”里的不断“变异”（Modifikation），在对同一个体裁即俄罗斯神奇故事 的不同个体（文本）的反复直观中，去除变化的和非本质的东西，而留下不变的和本质的东西。正因如此，普罗普说：“我得到的公式……是作为神奇故事基础的唯一的组合（普罗普在此文中认为，他当年选择的“形态学”这个概念不够贴切，更狭义的和更确切的概念应该是“组合”）公式。……这个组合公式不是一种实体的存在。但它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体现在叙述中，它是情节的基础，仿佛是它们的骨骼。”所以，普罗普认为自己是从材料中抽象出概念，而列维—斯特劳斯则是把普罗普的概念再加以抽象，因此，他写道：

      他[列维—斯特劳斯——引注]指责我说，我所提出的抽象概念无法在材料中复原。但他若是拿来任何一种神奇故事的选本，将这些故事与我提出的模式放在一起，他就会看到模式与材料极其吻合，会亲眼看到故事结构（structure）的规律性。并且，不止是民间故事，根据模式，还可以自己按民间故事的规律编出无数个故事来。如果将我提出的公式称为模式，那么这一模式重复的是所有结构的（稳定的）要素，而不去注意那些非结构的（可变的）要素。我的模式适合于能够模式化的对象，它立足于对材料的研究，而列维—斯特劳斯教授提出的模式不符合实际，它的根据是并非一定得之于材料的逻辑推理。从材料中抽取出的概念能够解释材料，从抽象概念中抽取的概念只以自身为目的。
      在普罗普看来，同样一个组合可以是许多情节的基础，而许多情节也可以以一个组合为基础，组合是稳定的成分，而情节是可变的成分，情节和组合的总和就是故事结构。普罗普在这段引文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确定了“看”在他的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且又一次强调了从材料中“看出”结论的优先性。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他在回应列维—斯特劳斯时发的一段感慨：“列维—斯特劳斯教授抱怨我的书太不好懂。看得出来，凡是自己有很多思想的人，便很难理解别人的思想了。他们不理解没有成见的人可以理解的东西。”——本来，常理告诉我们的是相反的情况，即只有思想丰富的人才能理解他人丰富的思想，只有自己具有复杂想法的人才容易和别人的“玄思”心有灵犀一点通。但在我看来，普罗普在此说的这段话和胡塞尔主张的“无前提”和“无成见”的“看”如出一辙，甚至具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正是“作为哲学家的经验论者”的普罗普能够比汤普森更清楚也更明白地看到，他所说的“组合”或者“形态学”并非直接存在于故事中，因为组合并没有现实的存在，就像一切一般概念并不存在于事物的世界中一样：它们只能在人的心灵中才能被发现。但我们用这些一般概念探索世界，发现它的规律并且学会掌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