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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关于我们 作者 OTeam 日期 2005-11-12 6:50:00
“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s)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口头交流的一切形式，后者则特指传统社会的沟通模式和口头艺术(verbal arts)。人类学与民俗学对口头传统的研究有着长久的学术史，二者大都注重在田野调查，注重民间口传基本素材的记录、观察、描述、采集与分析，也就是口承文化本体的研究。人类学向来注重无文字社会的历史，并由此积累了研讨各族群的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s）及其长久传承的诸多研究经验。民俗学的范畴之中，也同样将神话、传说、歌谣、谚语、谜语等民间文学（Folk Literature）或口头文学(Oral Literature)视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核心，而“口承性”(Orality)也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二者虽然有着各自的独特研究方向，但这两大领域之间在注重口头传统资料的收集、考察和研究方面也有着共通的视域。 从民俗学意义而言，口头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史诗、歌谣、说唱文学、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口头文类以及与之相关的表达文化和口头艺术，它不仅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面临着更严峻的形势，尤其是随着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加剧，文化标准化、战争、旅游业、工业化、大众传媒、移民和环境恶化等使世界各个民族的本土文化传统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许多古老的口头文化传统和优美的口头文学迅速消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切实保护无形文化遗产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提供法律性的条款，已于2003年10月17日第32届大会闭幕前通过了《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对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礼仪、节日庆典、民间知识、手工技艺等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了必要规定。 大约在12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电视台的导演高峰到学校找我，继而打电话到西昌家里，要我尽快回北京，请我做88年大年初一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主持人。因为85年我曾参与主持他导演的春节合家欢大型晚会，后来还单独主持过他制作的一个节目。妈妈为了通知我，打电话都打了两个小时。那时的乡村电话并不容易接通。我接到电话，在几秒种的心动后，毅然决然地回答妈妈我不去。我了解妈妈，她希望我回北京上电视。可我告诉妈妈，我现在就跟山里的村姑一模一样，又黑又土，既使我去了他们也不会再要我。实际上，是这里的调查、这里的人们让我丢不下舍不去。还有仪式没有整理出来，还有经书没有抄写完毕，约定好几天后找马黑克波学“色奄木”打木刻。已答应合千的妻子和女儿要去他们家过彝族年。预备要给巫达老人买过年的大米。乡团委要组织达体舞培训，我主动表示要参加教舞。答应食堂的缅解师傅要给他录我唱的歌。还有那么多的计划，我怎能说走就走。我要留下来，继续我在银厂的调查、完成我的计划。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这里已不是外人，我已进入了这里人们的生活，这里的人们也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尽管我最终要回北京，这里的人们也知道我不会在此安家落户。但想到要离开，不免有一种茫然不安的感觉。当我回到房间，帮助我学习“占莫”（《占卜经》）的拉马毕摩问起电话的内容。合千说，既然你母亲想让你回北京，你就回去嘛，以后再来我们银厂。我鼻子一酸，泪水就掉了下来。合千马上说，不想走就不走，干脆在这里安家好了，我知道你喜欢毕摩，给你找一个毕摩就是了。其实，我发现合千的眼睛也潮湿了。毕竟，我们在一起已经共同工作了近三个月。后来，学校的同学、妹妹弟弟都责怪我放弃了难得的机会，询问我到底银厂那老高山上有什么比做中央电视台的晚会节目主持还有吸引力。 …… 作者：巴莫阿依 转引自彝族人网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通常指对另一种文化的参与观察。可这个文化于我，就情感而言，不是什么另一种文化。因为我认定，我与它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它就是我自己的文化；就知识而言，它又是一个与我有着一定距离的文化。因为我对它有一定的了解，但不十分熟知，当然远不能够完满地解释。或许正是这种情感上的强烈认同与认知上的一定距离之矛盾把我引入了那翻山越岭、遥无归期的田野之路。 我出身于一个半彝族家庭。父亲是彝人，母亲来自中国遥远的另一端内蒙古。这样一个不同族别的家庭组合，并没有消解家庭成员们的民族意识。相反，与那些“全”彝族家庭不同，我们的耳边常常多挂着一支“彝族”的响铃。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摇响这支响铃的是在节日或特别的日子穿上的精美的彝族服装，是跟父亲学唱的彝语儿歌，还有父亲教我用彝语背出的十二种动物属相。 银厂的调查对我来说，不单单是一次学术考察，同时是一次自己文化的回归与洗礼。在这里我复习了我以前熟悉的事物，品味着我从未留心、从未细想的风俗，接触到我从未听说、从未看到的仪式和庆典。我想我肯定有“熟视无睹”“执迷不悟”之嫌，但也不乏人类学者经常谈到的那种“Cultural shock”文化上的震撼。1987年11月的一天，我和阿巨克得村的男女老少一行十多人到对面甘边村去参加一个婚礼。我知道彝族只有在葬礼上送酒、送牺牲等礼品的习惯，参加婚礼是空手去庆贺的。但为了表达我的心意，临行前我特地准备了一条项链。当我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我要送项链给新娘做礼物时，山路上谈笑风生的人们嘎然而止，互相对视着，表情异常。合千老师立刻告诉我缘由。他说当地的彝族妇女一般不把自己的任何首饰送人。因为妇女的生育魂“格非”最喜欢依附在首饰上。如果把首饰送人，生育魂容易随之而去，造成妇女不育或孩子夭折。他接着说，没关系，你尽管送好了，以后我给你“招生育魂”，我抚摸着手中的项链，重量虽轻，但分量却沉甸甸的。想象着这条项链上附着一个魂灵，就是它决定着我将来生育与否或能否抚养子女成人，震撼之感不能不油然而生。我后来的确参加了一次“招生育魂”的仪式，并绘制和记录了极富象征特点的神枝场及仪式过程，不过，这个仪式不是为我。这次“Shock”（震撼）提醒了我注意和打听许多我以前见过和知道的风俗及我初次参加的仪式细节。 二、对多点民族志的评述
彭文斌：在这本《田野关系》里，还有《西南的族群之路》一书中提到的田野背景，其实，您多次提到了在中国做田野有其特殊的一面，同时也是世界人类学里面现在的一种提法，就是“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的研究方式。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多点民族志”是一个人类学家不能在一个地方呆下去和不能吃苦的表现，但现在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时尚的后现代人类学名词，也是全球人类学界的一种流行范式，而且海外对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一些重要的著述也体现了这种风格。比如您的第一个学生杜蕾（Dru Gladney）的《中国穆斯林》（Muslim Chinese），也是做了四个点的研究。这在当时还是有一些争论，问这是不是一个典型的人类学调查方法。后来路易莎·歇恩（Louisa Schein）在她的《少数民族法则》（Minority Rules）一书里面也谈到，在中国做田野研究，尤其是做这种族群文化表达政治，要通过很多的渠道。还有Ralph Litzinger，就是李瑞福也提到这方面，说我们要在很多地方调查才能收集到相关的信息。您也提到了在大陆做田野的相似特点。我想问，“多点民族志”在中国大陆的生产过程除了是学术全球化的一种反映外，将这个问题放到中国的场景下，这里面是不是有时也是一种学术体制的问题，是一种无可奈何情况下的选择，但对于田野的质量，对于西南族群的研究，这种做法又有哪些利弊呢？您能不能结合您在西南的调查经历，介绍一下“多点民族志”的问题。 郝瑞：你提的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谈，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研究在世界人类学界的地位不是很高，我们都感觉到我们被排挤到外面去了，人类学理论的焦点并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印第安人，还有非洲，或者新几内亚，也有一部分英国的学者在印度等地方。我们都觉得中国的人类学在欧美受到了轻视，甚至也可以说，除了施坚雅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以外，中国的研究对于世界人类学的重要贡献极少。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呢？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现在所谈的问题之外，但是这个问题好像也涉及到从80年代开始，严格的是说从70年代开始的中国的国情。相对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进入中国大陆作比较长期的研究有困难，我们的研究不是很深入。 …… 田野、同行与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 本文出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0期
转引自人类学在线 07年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 转引自人类学在线 上海大学200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说唱传统是民族的共同记忆 □受访 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杨恩洪教授 使《格萨尔》跻身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杨恩洪教授退休前的最大愿望。1968年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杨女士即分配到西藏那曲工作；1980年回到家乡北京，一直在中国社科院从事格萨尔艺人研究。 1980年代，为探访西藏艺人，她曾独身一人背着录音机和照相机赶路，半夜三更在川藏线上招手拦卡车。今年6月中旬，听说昌都一带出了一名14岁的“神授艺人”，她又只身进藏，从拉萨出发后遭遇雨天，道路塌方，只好原路返回。 记者：《格萨尔》说唱艺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杨恩洪：历史上没有记录，但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手抄本出现于14世纪，内容是《姜岭之战》，讲的是岭国格萨尔与纳西人之间的战争。据此推算，艺人的出现时间应该早于14世纪。早在7世纪的敦煌文献中，就出现过格萨尔字样，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论定敦煌文献中的格萨尔与史诗中的格萨尔是一回事。 记者：如何理解“神授”现象？ …… 转引自南方网 甘孜州格萨尔办公室主任仁真旺杰快要退休了，每到雨季，严重的风湿就会使他痛苦不堪，可一谈起格萨尔，老人马上就精神倍增。 仁真旺杰的童年就是在艺人的格萨尔说唱中度过的。他记忆中的格萨尔神授艺人，平时看起来都“病怏怏的”，但当他们把故事帽（格萨尔艺人特制的帽子）一戴，把腿一盘，闭目沉默片刻，身体会有如电击一般，骤然间精神抖擞：“一声‘噜，嗒啦，嗒啦’之后，千军万马就从艺人的嘴里奔涌而来”。 仁真旺杰为德格县写的县歌歌词中就有这么一句：“我们唱着噜嗒啦嗒啦，从远古走来……” 谈起《格萨尔》，仁真旺杰更多强调的是它包含的人文价值，比如《格萨尔》所反映的古甘孜康区的社会形态、民俗传统、思想观念、文学艺术…… “格萨尔王同父异母的哥哥甲察的母亲就是汉人，甲察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汉人的侄子。格萨尔王有藏妃、汉妃、姜妃（纳西族）。在我的老家炉霍县，有些地区专门唱格萨尔倒霉的片段，据说他们的祖先曾和格萨尔王作战。这些内容都能为甘孜地区历史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提供解释。” “藏族谚语说‘没有晁同（格萨尔王的叔叔，奸臣）不行，有了晁同不好’，很通俗但又很辨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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