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地泉是省乌兰察布盟的一个小镇，后来改制为县级市集宁。市中心有两座山，一座是这一带有名的老虎山，另一座叫做卧龙山，两座山起伏相连。老虎山上有一条很长很深的壕沟，是当年打仗用的，至今保持着原来面貌。山顶有一个三角架，不知是做什么用的，远看去构成一个目标，一个景观，很有点延安宝塔山的意味。山下有个石桥，桥边有碉堡，碉堡上有弹洞，可见当年这里是打过硬仗的。过了小桥向西，就是集宁二建——我们工人阶级的家园了。

我们到来的第一夜是被安排在旅店里住的。我听说这里有山，就着急地要去看。我爸爸的师傅刘学新说：“到了这儿你还怕看不着山，有你看腻味的时候！明天你就能看到我们建起的祖国大花园了！”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因为人们都知道“大花园”这个典故。我姐姐不好意思地笑着低下头去，因为那封信是她写的。

老虎山下的工人新村是一排排一面流水的土坯简易房，比工地的工棚要庄重得多，有门有窗有炕有灶台，更重要的是有正式的邻居。妈妈显然有些失望，天津卫们这样诮骂她们的丈夫们：“瞧你们盖的这玩意儿，一头高一头低，这不是棺材丘子吗？这能住人？”丈夫们反唇相讥：“有楼房！那是您住的吗？您呐，祖坟埋错地方啦！”

我和我姐在集宁二中上了初一。二中是个新盖的学校，只有三栋平房六间教室，没有围墙。从老虎山上一目了然。我就用水彩画过二中远眺图，四周还画了个望远镜式的两个挨着的圆。我对美术的爱好已成定局，进了王佩伦老师的美术组。我的《劈山救母》获过三等奖。获一等奖的叫魏光，水粉素描已画得相当好了，可是后来在省美术界并不听说这个名字，我想可能是他考到了区外美院，要不然就是找到了更有价值的目标。

这时候我认识了潘志成。

其实，小时候在天津我们就是邻居，我家住在大沽南路的海记大院，他住在我家斜对面的玉川居恩兴里，是我和我姐上学的必经之路。只是那时并不认识，也不知道他因为到同学家贪吃炖肉误了给家里换切面而挨了一顿好打的事。直到两家都从天津搬到这片棺材丘子般的工人新村住下，我才知道我们俩的家长是工友。我比潘志成大三岁，他还是小学生。那时候我的绘画特长已经在邻里中很出名了。邻居宫宝林见我能把家中的四壁摆设写生出来，还专门让我给他家画了一张。他家有个前妻留下的小女孩，总是一副受气囡子的模样，我心里一直很同情她。十年后她长成大姑娘了，我仍保持着对她的同情。我到宫婶家串门总期望见着这个从小看大的姑娘。她有时也来我家，我家人对她却毫无来由地不以为然，让我很有些不平。再后来她爸爸在文革中当了造反派急先锋，因病去世，宫美丽到了哪里嫁给什么样的人便不得而知了。潘志成那时根本不会画画，鼻涕拉胡的小穷孩，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老虎山工人新村有没上门窗的空房子，我们经常在里边玩。有一次见着潘志成穿了一双新的纳底鞋，鞋底露出一圈雪白的轮廓，与他的身份很不协调。我们来气了，决定捉弄他一下。窗根底有一摊屎，我们挤眉弄眼地从窗里喊他：“过来，再过来点儿，有好事告诉你。”他不知是计，果然老实巴交地走近窗前。他当然没听到什么好事，而我们一看成功了，一齐欢呼起来。小潘哭着回家了。

世上居然还有比我窝囊的人。小潘的出现让我发现了声气相投的同类。我们成了朋友，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成了相伴一世的朋友。在我此后的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没再离开过这个人。没有了这个名字，就写不成滑国璋传了。

我们在集宁只住了一年。这年的冬天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雪，齐腰深。夏天，集宁二建全体员工开赴B市，改名为B市市第三建筑公司。二十八年后，我已是四十二岁的人了，因事重过集宁，低回不已，写了四首感怀诗：

登老虎山

踞立山头意绪茫，卅年一别叹沧桑。

同来怎不携慈母，指点檐牙认旧房。

过石桥

石桥山径记如初，惊见童年旧画图。

苦涩如丝流不下，临风衔泪作长呼。

童趣

卧龙老虎两遥遥，贫儿亦有趣堪骄。

开心最爱翻沟壑，小买曾经过石桥。

看电影《红孩子》未遂

新村一片类棺丘，可悯童年几许愁。

只为一张电影票，至今犹自耿心头。

如今四十六年过去了，我想那片所谓的工人新村早已重新建设，不复旧时面目。我记起两句古诗：“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用以表达世事飘忽的感慨，实在是确切得很，如同己出。

    城市贫民的家庭里出了我这么个能上大学的儿子，也算是滑氏家族的唯一了。拭去童年的苦涩，告别中学时代的师友，把父母的亲情小心地塞在心窝里，我背负行囊，咀嚼着“父母在，不远游”的酸楚，从相濡以沫的八口之家中游离出来，登程了。蓦然间，我意识到我儿时的愿望实现了：我已长成了大人！

（2003年7月16日第一、二卷初稿于方外楼）